11月8日就是局庆五十周年的大日子啦！

五十年的风雨兼程，经历过低谷，也正攀登巅峰。这五十年大家走得荡气回肠，老五局人们有着太多的故事和感慨。

让我们通过下面的这个视频，重温感动、看见历史，听一个老五局人讲那过去的故事。五局的下一个五十年，我们也将继续同心同德、不离不弃地走下去！

刘文彬，原中建五局副局长、三公司总经理，年退休。在局庆五十周年之际，公司采访小组特地来到这位老人的家中，听他畅谈他的人生、他的三公司和五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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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长沙到攀枝花，走了整整42天

我毕业那个年代，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。那时，大学生都不是自己去找工作。国家把你往哪个地方分，你就到哪个地方去。当时我们分配呢，就几个地方，一个是四川，一个是云南，一个是广西。当时，作为我来讲，留长沙和武汉没有可能，我家里面也不太同意我到广西和云南。所以我决定到四川去。我于是被分配到攀枝花规划设计院。

我从长沙出发，到攀枝花报到，走了42天。这个不是说我想在路上玩，是实在走不动。学校给了我90块钱路费。因为攀枝花当时是保密的，所以攀枝花具体在什么地方，学校都搞不大清楚。只能大概确定在哪个地方。我记得当时领导就拿出一条绳子来，在地图上面牵了一条线，然后把绳子拉直，放在比例尺上一量，计算出大概的路程，多少公里就给多少钱。一量出来呢，就知道我的差旅费大概是90块。我就拿着这90块钱，走了42天，走到攀枝花。

我从长沙出发后，先是到郑州，到郑州的时候，车因故停了。我就从火车上面下来，直接在站前广场席地睡了一个晚上。在郑州待了几天以后呢，说车通了。上车以后，我还在挤着探出头去看我的行李绑到车顶上没有。看到行李到车上以后，我才放心了。之后几天，终于到了成都。而成都到攀枝花，还需要坐五天汽车。当我去买汽车票时，汽车站对我说：请你登记排队。当时汽车走攀枝花走五天，如果车不抛锚，来回一趟也要十天时间，一台车一个月也只能跑三趟。而我排号排到一万七千多号。于是我在成都一等就是二十几天。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。当时，要进攀枝花的各个学校来的学生，有空就聚在一块儿商议计策。这个时候，我和其他十来个朋友就选了一个中国医科大学的老李当我们的团长。一行13人，决定坐火车走昆明。怎么上火车呢？我们就找了三个大个子，包括我，在火车进站还没停下来的时候，就跳上去，站在车门这个地方，其他的同学就开始搬行李，女同学就上去占位子。这样一来，终于在成都上车了。

到了昆明以后，进攀枝花，也还要三天。当时，攀枝花有全国五大车队，我们有幸碰到一个河南车队的车子去攀枝花。司机同意载我们。于是我们就都坐车斗里面，把行李放在前面，挨了整整三天，终于到了攀枝花。

三天后，我们的车子来到金沙江边上，司机说：“到了！”大家一看，到处都是山，底下就是一条河沟，都不肯下车。但司机说这里就是攀枝花，没办法，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下车。那个时候的攀枝花是“一怕麻风二怕狼，三怕魂逗金沙江，四怕地震塌了方，五怕坏人放冷枪。”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地名的。比如当时有个地方叫大渡口，因为这个地方当时修了一个桥，所以才叫大渡口。有的地方叫49公里，有的地方叫51公里之类的，没地名的。条件相当艰苦。当时，当地死了人，要埋人，竟然没有铲子。埋人你要挖个坑嘛，连铲子都没有。就艰苦到这种程度。

到了山上，我看到一个商店，那时候，我的90块钱还没花完，我就买了一双塑料凉鞋来穿。

后来，攀枝花的革委会副主任在一座大桥底下接到了我们。因为我们是进攀枝花的第一批大学生，所以革委会也比较重视。我分到的那个施工队里，有四个同济的，两个是华南理工的，我是湖大的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都是、类的重点学校。

进去以后，我们每天“早请示”、“晚汇报”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。那时候物资供应很紧张，连牙膏都买不到。只有一个林场，可以买到牙膏。林场自己去找不到，我们就站在马路中间拦住拉木材的车，让他停下来，搭我们去买牙膏。

回忆那段时间，虽然很苦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乐趣，让我得到了很多锻炼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家具都是自己做的，儿子的木头玩具也是自己做的，既是因为攀枝花的木材非常多，也是因为我跟一些前辈学到了木匠这门手艺。

两个“特殊情况”让我结缘五局

实际上我个人也好，三公司也好，到五局来啊，都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实现的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。所谓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呢？我们当时进攀枝花，是搞三线建设。在70年代末，攀枝花的三线建设第一期工程基本上完了，攀枝花有些队伍要撤出来；五局呢，当时也处于一种很特殊的情况，因为五局当时是国家建委的专业局，它的主要业务是架桥铺路。其土建公司就一个半，所谓一个半是怎么来的呢？上海四公司是一个，一公司呢，是半个。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这些专业局就要进行调整。五局需要补充一个土建公司。这样一来，三公司有一种要离开攀枝花的一种形势，五局也有吸纳一个建筑公司的一种形势，在这一个大前提下，三公司和五局结缘了。

当时，三公司到五局来，有两方面的“斗争”。五局呢，有人同意三公司来，也有人不太欢迎。攀枝花方面，有人主张三公司到五局来，也有人不支持。攀枝花的一个老领导，是支持三公司来五局的。这个事情即将办成的时候呢，他在家里喝酒，喝着喝着就死了。有人觉得这是不祥之兆，反对的力量就更大了。所以这件事情，好像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并不容易。

搬迁过来后，当时公司两千多人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。户口呢，是在湘潭，在岳阳。我有一个有利条件是：我是湘潭人。所以我可以每天骑单车上班。但我感觉到这样不行。后来，局里面就在原来局招待所后面，搞了几间小房子给三公司办公。三公司的人每天坐车从湘潭过来到长沙上班，下班以后，又从长沙坐车回湘潭去。这么一段时间里，五局有对三公司的适应，三公司也有对五局的适应。

当时，五局是三个土石方公司，五公司、七公司，机械化施工公司，一个半土建公司，一个是四公司，一个是一公司。生产的规模不大，那个时候，总得产值大概不会超过两个亿。那个时候三公司差不多完成局里面产值的三分之一，完成局利润额的三分之二，那个时候三公司的生产规模也不是很大。

三公司进入五局后，的的确确，员工的积极性更高了。士气相当高涨，因为大家都想着要在这个地方扎下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三公司与五局慢慢和谐，慢慢融为了一体。

我在三公司和五局当领导的时光

年，我被提拔为三公司副经理。年又任三公司第一任总经理。我凭什么能够上来呢，是因为小平同志提出：“要提拔一批‘四有’青年！”在领导三公司期间，我感觉自己还是做了一些贡献，给后辈留下了一些东西。

现在很多人看到的，都是我给三公司留下来的物质遗产。因为我在三公司的时候，征了将近两百四十亩地，盖了五六万平方的房子。他们比较看重这个。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呢，我感觉我给三公司留下的，主要还是一些精神上的东西。我这个人特别相信，人是第一生产力。首先，一个企业要发展，关键是要人。我上来以后，组织了一个班子，一个非常精练的班子，每个人都承担重要的工作和责任，就那么几个人，而不是副职一大堆。还有，我没有在各个科室设置科长，全部都是副科长。有些副科长对自己身为副职耿耿于怀，想要做正科长。他就问我：“为什么别的公司的科长都是正的，我们却都是副的呢？”我的回答是，有的人感觉到他的一生的最高职位就是科长，如果我一开始就让他们做科长，那他们就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了。设副科长，就是要提醒他们要努力奋斗、踏实工作，才有机会保住职位。

还有一个就是人才结构的调整。我在任时，三公司吸收的大学生，比全局其他单位加起来都要多。我基本上是一年进多个。当时，有很多领导劝我说：“进那么多学生，负担重啊！”我说：“进一个学生，我每年花两万块钱。我进一个民工，每年花一万块钱。我是愿意进两个民工，还是一个大学生呢？”我进这一批学生，就是要对三公司的人才结构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造，或者说至少为这个改造做一个人才方面的准备。所以说在现在在全局范围内，可以说没有哪个公司没有三公司的人。三公司的人才储备为局里面作了贡献。

此外，我还比较重视新技术的应用。我任职的时候，计算机刚刚兴起。我不懂计算机，但是，我意识到计算机在改善我们的管理手段等方面，是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所以我就引进了两名计算机人才。他们进来以后，我要求公司做预算，必须用计算机。手工算的，一概打回去。因为我知道电脑算的，不仅准确，而且速度也很快。三公司因此成为了全局率先用计算机做预算的公司。当时我还推动三公司搞了一个叫做“劳动定额”软件，就把工程量往电脑里一放，就全部可以计算，打印出来，将施工员从繁杂的工程量计算中解放出来，专注到指挥现场施工中去。

我在三公司上班到91年的3月31日。年4月1日，我被调到局里上班。4月1日早晨，我就找了几个箩筐，把我办公室还没清理的资料一装，就叫了一辆皮卡车直接拉到局里去了。

当时局里面的情况啊，在总公司范围内是中等偏下的水平，只有八个公司，土建的一公司、二公司、三公司、四公司，搞土石方的五公司、七公司、机械化施工公司，后来又分出一个安装公司来。原来安装公司和一公司是一家。我意识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，作为一个局领导，自己有着使五局获得迅速发展的使命。所以我在局里很努力地埋头工作了很多年，直至退休。

给五局的一点建议和祝福

我个人认为，现在的五局，从主业的发展来看，应该说还是做得很不错的。当然，这中间，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如果说我们搞单一的主业，没有其他的副业，发展的前景必然会受到一些约束。另外，关于资本与市场对接的问题，五局也需要引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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